农民进城能否鱼跃龙门

前不久，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正式全面启动，符合条件的农村户籍居民可以申请转变为城市户口，据报道，已经为14111名农村居民发放了城市户口簿，其中有2276户农民自愿进行整户转户，广大农村居民参与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性很高。这则新闻让我想起自己身边的例子起来，1993年，各地开始发行蓝印户口，我堂妹也花5000元买了一本；而在去年，回家时候听说，表侄子结婚后，已经把户口迁到了乡下，成为了农村居民。从花钱进城到非转农，这表明城市户口的价值和农村户口的价值在发生着某种变化。

在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户口有天壤之别。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身份，与城里人相比，除了住房、医疗、就学等福利上的差距之外，在择业、就业、迁徙等权利上面也存在落差，进而，由于这种身份属性，在交友、择偶上也就难免受到歧视，因是之故，获得城市户口甚至被称为“跳出农门”，是无数农村青年的最大梦想，著名小说家路遥的小说《人生》把这种城乡落差以及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表达得相当充分。

在19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尚刚刚展开，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尚没有如后来那样远走他乡并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为了在本地改善生活处境，一纸城市户口依旧显得有相当的吸引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尤其是加入到WTO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在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对于这些在市场中搏杀的青年人而言，城市户口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的帮助，无论是择业还是择偶，都更多依赖于从市场中取得回报的经济能力，而这是城市户口所不能提供的，渐渐地，城市户口的含金量和吸引力在悄然下降。

与此同时，农村户口的价值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土地价值逐步上升，近年来更因房地产的疯狂而飙升。尽管征地权掌握在政府手里，尽管根据各种统计，农民个人仅仅能获得土地市场价值的10%以下，但是，土地价值的飙升毕竟抬高了与农村户口想对应的土地的价值预期，尤其是那些距离城市较近的乡村，人们的预期更为乐观，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农村户口的含金量也随之上升。我曾在火车上偶遇一对夫妻，双方不在同一个地区，因打工而认识，按照传统的习俗办了喜酒，孩子也都10来岁了，可至今没有到民政局去办理结婚证，无他，一旦办理结婚证，女方就要失去在家乡的土地所有权，而女方家里邻近城区，这块肥肉显然是不愿意放弃的。

一边是日益贬值的城市户口，一边是悄然升值的农村户口，那为什么重庆统筹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民“积极性很高”呢？对于长期在外打工、经商的农民来说，已然适应了城市生活，此其一；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并不能自行变卖自己的土地，土地升值并变现仅是一种“理论叫”，此其二；一些现实的需求需要城市户口，如孩子上学，又如年岁渐长想办理养老等社会保险，因此，尽管有土地升值的前景，但毕竟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选择城市户口放弃土地升值收益，有其合理的一面。

反之，对于政府而言，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学校等公共资源已经逐渐闲置，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相当于盘活存量，有益无损。同样也是因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社会保障体系也有可能陷入到青黄不接当中，吸引农村人口进城，还可以扩大社保缴费人口基数，让面临空帐运行的社保拥有更大回旋余地，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尚可以统筹土地，众所周知，地方政府目前的财政收入将近一半来自土地出让，因此，收集更多的筹码将是地方政府能否持续运转的关键，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则为此提供了机会。

然而，这桩看似“双赢”的买卖后面也隐藏着某种利益的不对等，除了孩子就学等需求可以立刻变现之外，进城农民最关心的社会保障大多是一张远期支票，前面已经讲过，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一些地区本就空帐运行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危险，这也是吸引农民进城的诱因之一，而反过来，进城农民到时能否享受到这些社会福利，就存在着一定的疑问。相比之下，政府从统筹中拿到的土地才是可以随时变现的真金白银，真所谓“买的永远没有卖的金”，政府依旧是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赢家。

不过，对于农民来说，由于无法自行出让土地，所谓的土地增殖收益也同样是期货，以期货换期货，赌赌运气，未尝不可。反过来，政府因为掌握着征地权，足以控制土地价值变现，集中越多的筹码，越是稳赚不赢。这种一方稳赚另一方前途叵测的交易却“积极性很高”，其实反映了现行土地制度对于农民利益的某种剥夺。现行土地制度对土地流转限制，以及将转变用途的权力唯一地赋予了政府，必然导致农民降低对土地价值的预期，而政府则因垄断而掌握了土地价值的定价权和分配权，这样，政府就可以用低廉的价格甚至是远期支票（如社会保障）来换取农民的土地，在我看来，这种因现行土地制度而带来的价值扭曲，而非报道中天花乱坠的各种城市福利，才是导致农民进城“积极性很高”的根本原因。（作者：莫之许 来源：中国江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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